．阐发了古代火药的诸多理论问题主要有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

．阐发了古代火药的诸多理论问题

主要有：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论述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火攻特性与作用；用文武二臣辅君之理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配比关系，利用硝硫炭的不同比率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利用原料性能的特点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与此同时，书中还用比喻的方法阐发了火药力学的几个问题：口敞则火散而力缓，口撮则火拘而力急，如人开口舒气则无力，撮口出气则有力。药箭出管难则行远，出管易则行近，如射箭后手放箭扣紧则有力，扣松则无力。炮声细则响而震耳，声宏则散而不震耳，如乐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浅。

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火药理论的阐发，虽然还比较朴素，而且是用比喻的方法说明经验性的结论，其理论的高度还显得不足，但它却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家，在对火药理论探讨中所取得的可贵成果。

．叙述了与兵器制造者有关的技术和工艺问题其一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技术和工艺要求，其中包括铁的产地，铁质的精粗优劣，制造刀、铳等兵器所用优质钢材的冶炼工艺等。其二是对火药配制的工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合药不厌精，碾药不厌细，锤打不嫌多，筑虚最所忌。药能精制，以少为多。其三是制造鸟铳的工艺。其中包括：炼坯，煮筒，钻铳心，锉磨，打制照星火门，镶照星火门，锉铳、磨錾、帮镶，钻火门，打钻修通条，制木枪托，旋底螺丝等。

《兵经百篇》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喽、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璧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衡”（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喽、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即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兵经百篇》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首先，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认为“星浮四游，原无实应。”（《术篇·天》）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所以，它反对观天意，而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并总结了恶劣气候往往是进攻一方喜欢利用的时机，提出：“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作，急备强弩，谨防敌突。善因者无机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它对术数完全持否定态度。所谓术数是指以种种方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决定“气数”，而非“气数”决定人。指出：“兵贵用谋，何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坚潮停，亦是气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有数造人，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所以，它极力反对以占卜的所谓凭据、禁忌来决定军事行动，“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术篇·辟》）主张以人事和时务来制定战争决策，“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动气哉”。（《术篇·辟》）但是，它又主张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梦占、谣谶等都可以用来鼓舞军心，沮丧敌人士气。其次，它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它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如在讲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术篇·静》）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已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