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五十岁时出山辅佐三十三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五十四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说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他在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置于天命所归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之中：“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居于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因为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是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农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