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之道 各有缘由

干宝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得天下。隋时之义大矣哉。”范晔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其所以致削弱祸败者，盖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虽亦有数，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贤豪，为人去利除害；其失之者，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无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远佞人，去僻恶。’有旨哉！”

干宝曾说：“帝王的兴起，要等待天命的安排。如有更替变化，也并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尧舜时内部禅让，是文德的政治表现；汉魏时禅位外姓，是为了顺应时势；商周时的变革，是为了顺应天意与民心；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起兵讨伐，是为了奠定帝王之业。这些人都是因顺应时势而取得的天下，应时而兴为千古大义。”范晔说：“自古以来丧失祖宗所创基业的帝王，都是有原因的：夏、商、周三朝都因美色而亡；秦朝因暴政而亡；西汉因外戚的势力增长而亡；东汉因宦官专权而亡。成败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还是有章可查的，凡成功者，都是因为重用贤能，为民谋利除害；凡失败者，都是因为任用奸佞小人，不注意修养品德所致。孔子说：‘顺应民心的帝王很少有失败的。’又说：‘远离奸佞的小人，清除邪恶的势力。’这话说得有深意呀！

历朝历代的兴盛与衰亡，都有其各自的原因。有的因贪慕女色，有的因施行暴政，有的因重用皇亲或宦官，有的因任用奸佞小人……虽然各朝的开国皇帝也曾吸取前车之鉴，以避免重蹈覆辙，但防止国家危亡的出现并不只是单从某一方面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全面分析，按照客观规律去把握的。勤修内政是一方面，选贤任能是一方面，顺应时势所需也是一方面，所以说政策只有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顺应天意民心，才会使执政者立于不败之地。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昔周监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可谓热闹至极。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间关系错综复杂，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斗争尤为突出。此时纵横家的杰出代表张仪、苏秦应运而生，各逞口舌之利，周旋于诸侯之间，玩弄霸主于股掌之上，成为当时名震七国的游说主角。

治国之道 重在顺势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昔周监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衰则五霸扶其弱，所以夹辅王室，左右厥世，此三圣制法之意（文、武、周公为三圣）。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

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郑兼于韩，鲁灭于楚。海内无主，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山东患之。

苏秦，洛阳人也，合诸侯之纵以宾秦；张仪，魏人也，破诸侯之纵以连横。此纵横之所起也。

我听说天下就像是个大容器，百姓就如同里面的财富。容器过大，一人之力是难以管理的；财富太多太贵重，一人之力也是难以守护的。所以要划分疆野，建立诸侯；按亲疏关系相互制约，这就是关系国家兴衰之所在。从前周朝吸取夏、商两代的教训，设五等爵位，分封八百诸侯，同姓王五十五个，他们根基牢固，是难以动摇的。所以，国家兴盛时就有周公、召公来辅佐治理；国家衰败时就有春秋五霸来扶助王室。以此共同辅助王室，执掌朝纲，这就是三圣制定分封制的目的。但是，厚赏大臣的制度也有许多弊病。

周朝自幽、平当政后王室日渐衰落，爵禄多由左右的大臣赏赐，征战讨伐大事不由天子做主。吴国被越国所灭，晋国一分为三，郑国被韩兼并，鲁国被楚所灭。当时天下无人管理，持续了四十多年，被称为“战国”时代。秦国依仗有利地形，运用善战的军队，慢慢地吞并着山东六国，山东各国深为忧虑。

苏秦是洛阳人，游说各诸侯共同抗秦；张仪是魏国人，破坏诸侯的联合而与秦国结好。这就是“纵横”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