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除：当指负责清扫皇宫的杂役。一说指专事清扫皇城内厕所的禁军士卒，即皇城司辖下的司圊。

(21)记省：记忆，回忆。

其余工匠：有修内司、八作司、广固作坊、后苑作坊、书艺局、绫锦院、文绣院、内酒坊、法酒库、牛羊司、油醋库、仪鸾司、翰林司、喝探、武严、辇官、车子院、皇城司亲从官、亲事官、上下宫、皇城黄皂院子、滁除，各自均有所属指挥，回忆所及，不能尽记。

皇太子纳妃

本条37字，专记“皇太子纳妃”所用的仪仗与音乐。孟元老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来到东京，钦宗靖康二年（1127）在兵乱中离开，其间虽然“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自序》），但是皇太子纳妃却应该仅有一次，即徽宗所立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发生于政和六年（1116）。据《宋史·钦宗本纪》：“（政和）五年二月乙巳，（桓）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巳，谒太庙。诏乘金辂、设卤簿，如至道、天禧故事，及宫僚参谒并称臣，皆辞之。六年六月癸未，纳妃朱氏。”

按照古代礼制，婚礼属于“嘉礼”之一种。北宋时期的重要礼典有三部，即太祖开宝六年（973）编纂完成的《开宝通礼》、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由欧阳修、苏洵主持编纂的《太常因革礼》，以及徽宗政和三年（1113）修成的《政和五礼新仪》。《开宝通礼》已经亡佚，《太常因革礼》与南宋时期汇编高宗、孝宗两朝已行之礼的《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两部礼书，以及元人所修《宋史·礼志》，均未列“皇太子纳妃”条目，此条仅见于《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七二至一七三，应该是徽宗朝在婚嫁方面增加或特别强调的礼仪。徽宗修礼典，企图恢复《周礼》，于礼制多有变更，也有适应现实需求的目的。此前礼书之所以不收“皇太子纳妃”之仪典，实因能被立为皇太子且以此身份纳妃者，北宋仅此一例，这种礼仪实在罕有应用的机会。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了徽宗此前一年册封皇太子时，东京观礼现场发生的一件异事：赵桓被册封为皇太子，需赴太庙拜见列祖列宗，按礼应“乘金辂，建大旂”，有人却说不合礼仪，于是就在天刚亮时身着常服、骑马进入太庙，清道亲事官高呼“皇太子”，东京父老争相围观欢呼。“众中一父老忽叹息曰：‘我昔频睹是传呼，今久不闻此声矣。’考之仁庙，虽尝在东宫，然罕出，又未几即大位。独真宗为皇太子历年，且数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为年当百二十余，则父老者又不知几何岁人。时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闻，亟使散索，已忽不见。”孟元老此条记载，即是看热闹的旁观者眼中“皇太子纳妃”新仪典在北宋末年东京城中的亮相。

虽然路人视角决定了孟元老的记录只涉及“亲迎”队伍中的车马仪仗，却是无数南渡之人对旧都繁华的集体记忆，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这场世纪婚礼的男女主角，后来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与皇后，靖康之难中均被金人掳走；等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大宋才能迎来下一位皇太子—太祖皇帝七世孙、高宗养子赵昚，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而在孟元老完成此书、写下《自序》的绍兴十七年（1147），这位二十一岁的皇子，已被高宗收养在临安皇宫中十有五年，却一直未被确定皇太子的名分。